1999年9月18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,隆重表彰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。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受表彰的专家颁发功勋奖章。会后,有关领导来到钱学森同志家,将授奖证书转发给卧病在床的钱老,把金光闪闪的功勋奖章佩戴在钱老胸前。此后,钱老常常沉浸在对过去一些事情的回忆中。以下的文字便是钱老的秘书涂元季根据钱老的零散谈话整理的。 ——编者
感谢党、国家、人民和军队对我的表彰。在我们国家,干成“两弹一星”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,首先要归功于党的正确决策。毛主席、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是非常有远见的,他们看准了这件事,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敢于作出这个决定,是很了不起的。
当时我向中央写关于导弹研制工作的建议,是受到周总理的鼓励和支持的。我们搞12年科学规划,将导弹列为重点项目和紧急措施,也是在周总理、聂老总的亲自领导下完成的。
新中国建立之初,世界上几个大国已进入所谓的“原子时代”。美国常常拿核武器威胁我们。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长治久安,党中央高瞻远瞩,审时度势,果断决定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、导弹。以后又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。当时我们新中国建国不久,经济建设刚刚起步,各方面都很困难,那时我们连汽车都没有造出来,还能搞导弹?所以当时并不具备搞“两弹”的条件,说“白手起家”一点都不假。开始我们想争取原苏联的援助,但他们后来不给了。这就逼着我们自己干,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。党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。事实证明,只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,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比如当时我们的通信手段非常落后,一搞大型试验,就要占用全国一半以上的通信线路,邮电部只好关闭大部分通信用户,把线路调归试验使用。为了保证试验任务的组织指挥畅通无阻,不出任何差错,把全国的民兵都调动起来守卫电线杆,一个民兵看管两个电线杆,确保万无一失。没有党的组织领导,这种事情谁能办得成?
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是这项事业的直接领导者、组织者和指挥者,他们表现了极高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。
周总理是具体负责“两弹一星”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。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精神,“两弹一星”不仅仅是核和航天两个部门的事,要组织全国各有关单位、部门大力协同。科学院是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力量的大本营,他们对“两弹一星”事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。其他如大型机械设备是机械部做的;一些特殊的材料,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,是由冶金部、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;一些重要的电子仪器和元器件是电子部、邮电部完成的。当然,国家综合部门,像国家计委、国家经委和财政部等,也是将“两弹一星”列为重中之重,全力给予保证的。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,最后说到经费问题,周总理立即对李先念同志说:“先念同志,请你高抬贵手。”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地说:“对于‘两弹一星’,我的手始终是抬得高高的。”像以上这些高层次的组织协调工作,都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做的。而各部门、各单位对于“两弹一星”的任务也都是不讲条件、全力以赴地保证完成。像这样的大协作,也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办到。
周总理严谨细致、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令我们敬佩不已。有关“两弹一星”的重大决策,都由中央专委开会决定。而每次中央专委开会,周总理都细心听取每个人的汇报。他的记忆力极好,一些复杂的技术数据,听完汇报他都能记住。如果下次汇报有出入,他会追问什么原因。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,周总理总要听取每个人的意见。由于他充分发扬了民主,所以他总能集中大家的智慧,作出正确的决策。周总理在主持“两弹一星”工作中,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楷模和典范。周总理根据这项事业的特点提出的“三高”要求,即“高度的政治思想性、高度的科学计划性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”,以及“严肃认真、周到细致、稳妥可靠、万无一失”的工作作风,是我们当年取得成功的法宝,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。
聂荣臻同志在周总理的领导下,具体组织“两弹一星”事业。聂老总虽军旅出身,但作风却十分民主而又平易近人。他尊重科学家的意见,关心科学家的生活,为科学家们创造条件,保证科研攻关的顺利进行。聂老总对科技人员的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。从大的方面说,由他主持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,充分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,大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;他还号召各级党政后勤人员都要为科研工作服务,为科研人员服务。他说,他自己就是一个服务员。所以,只要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,反映到聂老总那里,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。这些困难包括一些大的方针、方向性问题的确定,重大项目的决策,人员的调配落实,机构的组织建设,以及一些物质、设备的调拨等等。从小的方面说,像对我个人生活的照顾、住房的安排、警卫和医疗卫生工作的部署等等,聂老总都亲自过问。至今我仍住在老房子里不愿搬家。因为它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,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,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。
凡是当年参与“两弹一星”事业创建的老科学家和科技人员都对聂老总的关怀深有体会。特别是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由于生活困难,吃不饱肚子,又要坚持科研攻关,不少人患了浮肿病。聂老总看到这种情况,心急如焚。他亲自出面,给各军区打电话,要他们支援“两弹”研制工作。于是从各军区调来了一批黄豆、带鱼、猪肉和羊肉等,分给科技人员,以度过难关。可贵的是,当时直接负责调拨分发的行政后勤人员们却一口也不吃。所以尽管当时大家都很困难,却能团结一心,勒紧裤带,白天奋力工作,晚上加班加点。前不久我们纪念了聂老总诞辰100周年,大家都怀着崇高的敬意,深切怀念他老人家。
当时在周总理、聂老总的领导下,各方面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。人员组织是按军事化的要求,结合研制工作特点进行的。从总体到各分系统,再到各部件、器件等,层层分解,层层组织,每项具体工作都有人负责。改革开放以后,有些美国专家来访问,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组织管理得如此严密细致,大为赞叹。
我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:一切成就归于党,归于集体。至于我个人,作为一名共产党员,我只是按照党的要求,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,仅此而已。